崔永元手撕范冰冰撕开了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社会危害

发布时间:2018-06-09 20:24:47

崔永元手撕范冰冰撕开了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社会危害

  连日来,“崔永元手撕范冰冰”持续霸屏朋友圈。无论是沸沸扬扬的个人恩怨、令人咂舌的天价片酬,还是所谓的“阴阳合同”,都成为了引爆舆论的焦点。

  且不说真相几何,此事件中到底是哪些影视明星在偷逃税,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这里,笔者想重点分析一下影视明星偷逃税的动机、手段以及危害。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会中,偷逃税行为是一种难以杜绝的道德风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主观层面来看,所有人天生都是利己的,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专注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社会和道德因素。对于纳税人来说,税收作为一种成本,其减少便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增加。因此,人们在做决策之前,会对纳税或偷逃税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心理预期,当偷逃税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很多人自然会选择偷逃税。

  从客观层面来看,一来,当严格的税收监管环境与惩罚措施尚未形成时,一些意识较差的纳税人会认为偷逃税行为的机会成本较低,由此容易产生不良动机,并造成不主动做出申报、通过种种途径偷逃税以增加自身收益等现象频发;二来,近些年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新业态与新交易方式,而这些新生事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行的税基,而税务部门信息化建设速度相对滞后,会导致征税盲区的出现,无形中也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收入不高的普罗大众都有偷逃税动机,收入不菲的影视明星自然更不例外。事实上,明星偷逃税早已不是秘密,每每有新闻曝出,必上网络头条,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

  第一,和主办单位签订“阴阳合同”或者“大小合同”来逃税。具体来说,一份金额较小的“阳合同”用于向主管机关备案登记纳税,而另一份金额较高的“阴合同”实际约定双方交易价格,彼此对其秘而不宣,目的就是逃避纳税这一法定义务。此次被崔永元曝光的就是这招。

  第二,明星以个人工作室名义采取不列或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1996年的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偷逃税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第三,通过移民或移居国外来逃避税收。比如1998年,远嫁瑞典的韦唯因没有向瑞典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身陷逃税风波。

  第四,通过接商演、出席活动来隐瞒自己的收入。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毛阿敏案件。

  第五,成为举办单位或成为中介机构的员工。这些单位每月为他们造工资表,将他们应得的劳务费平均摊入工资表中,这样就少缴税或不缴税,以达到偷税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以影视明星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偷逃税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减少国家财政收入那么简单。

  税务机关为了减少偷逃税现象,需要额外投入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税务征管与稽查人员,进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如此一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因偷逃税和反偷逃税而使用的资源增加,间接使得本应获得更多资源支持的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领域的资源减少,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受损。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20%的高收入群体只负担约10%的个人所得税,而美国则是5%的高收入群体缴纳了近50%的联邦所得税。原因在于,我国当前对工薪阶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代扣代缴制度,而对高收入群体则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征管机制。此时,个别高收入明星主观上仍明知故犯,偷逃税现象越演越烈,这对于较低收入的工薪群体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

  影视明星等高收入群体为了偷逃税款,往往向税务部门和其他管理部门提供虚假的信息数据,这使得各经济部门统计的信息数据失真,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出经济运行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宏观调控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也不是鼓励大家交税越多越好,我们国家是允许公民进行合理避税的——即在不违背国家税法等法律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减少税款的缴纳。

  但此次引起舆论风波的影视明星巨额偷逃税现象,显然不在合理避税范畴。吃瓜群众在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强化执法力度,加大税法宣传,提高公民依法纳税意识,形成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是如此的必要与迫切。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营造依法纳税的税收法制环境是一项繁重而又持久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有关部门严格依法治税作保证,更需要以广大纳税居民积极配合、自觉遵守国家税法作为前提。

  要知道,每个公民都是依法纳税税收环境的义务缔造者,对于各种偷逃税行为,我们必须予以强烈谴责,形成“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但绝不能把这些现象当作自己做出与税法相悖的事情并开脱责任的理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自觉履行应尽的纳税义务,就会形成依法纳税的小环境,而无数个小环境的叠加,自然会造就全社会范围内的依法纳税大环境。